反正横竖都是被割，那至少选个舒服点的姿势，躺着就不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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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D l weizhousw
作者 l 维舟
原标题：
年轻人为何选择躺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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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听很多人说过：“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了？本该朝气蓬勃的年纪，却胸无大志，反倒选择躺平，好像‘丧’和‘佛系’反倒成了时髦似的。”像这样的困惑，往往又和“受挫能力”的论调结合在一起，最终将“问题”归结为：“日子富足了，年轻人吃不起苦”。
但这真的是一个“问题”吗？如果是一个问题的话，那又是什么样的问题？是年轻人自己的问题吗？
的确，不管怎样，这作为一种社会情绪由来已久。大抵从2016年“丧”这个词流行起，诸如佛系、躺平、网抑云这些词，都体现出一种苦闷低沉的群体心理。人类学者项飙2018年3月，就在一次访谈中捕捉到了这种心态↓↓
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最大的共鸣就 是“丧”，现在的条件变好了，自由度变高了，也有自己的爱好，开始有自己的fun 了，结果却陷入了一种普遍的沮 丧，好像一切没有意义，也看不到生活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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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次出现这样的现象，大体上会有两派观点，一派归咎于年轻人自身，而另一派则指向社会制度和结构本身——换言之，年轻人没问题，他们之所以作出那样的反应，仅仅是因为所面对的外部环境迥然不同了。
按照第一种视角，“躺平”就被问题化了，所以才要提“正能量”和“挫折教育”，试图让年轻人“重新振作起来”。然而这回避了对体制的质疑，有时非但不能解决问题，甚至还适得其反——这种“丧”往往就是家长制本身所造成的，家长制再强力干预，又反过来加重了这一心理负担。很讽刺的一点是，“岁月静好”这样一个原本表示近乎“躺平”心态的词汇，如今在疫情期间也变成了封条，象征着外部施加的强制力。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，假装这些都没有发生变化，那是不现实的。就像很多学者早已研究指出的，在任何一个国家，抑郁症和过劳的情况越来越常见的原因，无疑和社会节奏加速、时间超载和压力层次的不断提升有关。90后所面对的，是一个与其父辈有着极大差别的外部条件——实际上，父母们也经常不得不承认，自己的经验已经无法指导孩子应对现实问题了。
这与我们社会近些年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动有关：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结束，大学扩招后带来的大量高学历人群又进入市场，其结果就是，这些曾经在相对优渥生活和乐观预期下长大的一代，赫然看见了生活的真相——他们需要在有限的选择下，与无数人展开激烈的竞争，但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却可能比父辈小得多。
这还并不只是高房价等造成的经济层面的阻碍，更棘手的是，他们作为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代，震惊地发现，原有的权力结构中存在那么多对自身权利有意无意的侵害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也是在相对宽松、平等的家庭氛围下养成的，很自然地也更有参与感，但在现实中却发现隐性的父权制更难对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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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试着按公私领域和积极/消极的态度，将人们的反应策略分为四个不同维度，而权威也分别以不同的策略应对。如果要选择积极的、面向公共的策略，那么这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问题：“没有政治野心的政治意识”，其实都需要一个成熟的法治框架才能展开并予以捍卫。在这样的压力之下，躺平其实是弱者为数不多能相对自主的选择之一了，至少它看起来是最“去政治化”的。
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出：“丧”其实也是一种明确自我意识的体现，只不过人们不关心或无法应对外界时，选择退回到私领域来获得生活的掌控感。不过，这四个维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一个看起来“丧”的人，也完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转向激烈的抗争，只要他觉得那是有必要这么做。
在此，有一点值得注意：与1980-90年代普遍的“愤青”相比，现在的基调已经变了。“愤”其实包含着公共意义，是“士”那种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残余，但在“丧”中已看不到；相反，在“丧”之中隐含着的自我主体意识，在“愤”当中也很少看到，因为“愤”所指向的通常都不是为了自身的权益，而是家国天下。
这前后有着延续性的，倒是曾经在中国社会被广为诟病的“犬儒”。本来，犬儒不从事积极的抗争，只是消极嘲讽，因为他们认为毫无改变现状的希望，但又怀疑主流价值观是否能继续维持哪怕是表面上的规范，在无助、无望之下报以冷嘲。
如果说一代人之前的“犬儒”被视为背离“士”的使命，表现出玩世不恭甚至油滑而遭人批驳，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则更多表现出一种疏离感，最典型的是那句“你高兴就好”。强烈的外部干预和动员，在近代中国曾产生巨大的组织能量，但现在却对这些年轻人逐渐失效了，他们即便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，但却撑开了距离，不再那么轻易积极认同，投身其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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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临床心理学家Robert Lusson曾提出“政治性抑郁”的概念：“我每晚睡觉前都对未来充满忧虑，认为我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，更无法改变社会。”这其实是个体在独自面对庞大、动荡而又无法掌控的社会生活时，很自然会涌现的心态。
从这一意义上说，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的个人主义进程，既赋予了年轻人权利意识和自主权，但也使他们更能产生那种无力感，那是以往“身为团体一员”的个体很难体会的。
可以说，“躺平”也算是自我减负，甚至是避免内卷化的途径之一：它选择退出不玩了，维持低欲望的存在。但细想一下就不难发现，这其实也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，那就是，你那个私人生活不仅足以维持，而且能不被打扰——这两条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曾经都是很难满足的。
然而，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结构性的处境，那么个人自主、乃至自由意志又从何谈起呢？
在我看来，年轻人选择躺平固然无法回避社会转型中的制度问题，但这也绝不意味着，人们就此没有选择——至少有四个选择，“躺平”只是其中之一。确实，另外的选择通常也更难，但哪怕是对个人来说，“躺平”本身也没有解决问题，而试图拖延、缓解或绕开问题：它以放弃的方式，试图另辟蹊径，绕道而行。
这可能导向一种中国式的“低欲望社会”，从最积极的一面来说，它或许能让很多人反思以往那种别无选择的惨烈“内卷化”竞争，开创更为多元的可能性，但从最消极的一面来说，它也可能导致人们不再积极谋求真正的改变，促使社会整体更进一步保守化。从历史来看，真正的变化正是在这些看似低沉、苦闷的时刻之后出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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